[摘要] 晚上9时，趁着薄薄月色，詹孝用U型锁锁好店门，慢悠悠地走回家。这是市城区沙港路一家装修简洁的咖啡馆，詹孝既是老板也是唯一的员工。两年前，25岁的詹孝结束漂泊回到常德，用自己打工攒下的钱开了这家咖啡馆。
晚上9时，趁着薄薄月色，詹孝用U型锁锁好店门，慢悠悠地走回家。这是市城区沙港路一家装修简洁的咖啡馆，詹孝既是老板也是的员工。两年前，25岁的詹孝结束漂泊回到常德，用自己打工攒下的钱开了这家咖啡馆。他说，回家开咖啡店是他人生计划的一部分，而不是打发时间的下策。那时候，“逃离北上广”的概念正被媒体频繁炒作。在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日渐增大的背景下，一批年龄30岁以下，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闯荡了几年的外省青年最终决定回乡发展，或者说定居。
詹孝就是一个“逃离者”。大学毕业后他在厦门一家公司做会计，下班后还在一家咖啡馆打工。“我想开一家自己的咖啡店。”詹孝用很认真的神情说。不过，这个小梦想在厦门显得有些“奢侈”——即便看中的、的门店，一年租金也要十来万。于是，他干脆回到常德，用1.2万元一年的价格租到一间30平米的临街店铺。
与詹孝的精明务实不同，周闻回来的缘由和出去时一样感性。回常德两年多的他已经“记不清”在深圳闯荡五年的生活细节了。2006年，正读大学的他在深圳旅游时，对那个充满活力、杂糅着各种可能的城市有了好感，毕业后一腔热忱地在深圳寻找机会。从某协会秘书长助理到面包连锁公司超市销售经理，再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工资越来越高，可飞涨的房价和举目无亲的孤独感让他始终难以融入那座城市。“刚去时想自己攒个16万元的首付，等攒到10万元时，发现首付款已经飙升到60万元。”最终，“到什么年纪就做什么事”的周闻在而立之年回到常德，考入一家事业单位，并准备结婚生子。
作为“剩女”的苏小妮，虽然还没有做好嫁人的心理准备，但身在桃源县城的父母早已为独生女的人生大事未雨绸缪。他们用规劝、斥责、眼泪等方式，终于将研究生女儿从繁华的上海拉回到安逸的常德。“我读研就是想去更好的平台工作。”这位对广播电视新闻行业满怀憧憬的26岁女孩，在一家知名卫视台做见习编导，“不过我发现，即便再努力我也需要花数倍的时间，才能和拥有上海户口的姑娘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悠闲地喝咖啡。”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娱乐至死的媒体信条，以及户籍制度带来的起点不平衡，让这位自信的女孩对自己的上海之梦产生了动摇。某天凌晨3点，当她疲惫地走出机房，低头看到父亲关爱的短信时，内心的防线一下子坍塌，“简单地告别同事后，我就灰溜溜地回家了。”
市人社局就业科科长宋建军表示，近三年来，我市举办的春节或其它招聘会里，越来越多80后的身影出现了。他们有着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奔波在各种体制考试中。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随着三线城市的提质，地方企业吸纳能力的增强，加上创业门槛的降低，返乡青年的人数有增无减。
有坚定也有迷茫
回家后，苏小妮有了新的“堵”。之前是堵在路上，堵在地铁上，现在的是心里堵。亲戚朋友得知她回来后，询问工作的电话越来越少，更多的是“牵线搭桥”。“你不小了，工作能过得去就行了。还不找对象，过了30岁就难嫁啰。”和高中女同学聚会，聊天话题多半是关于婆婆和老公，这让一向活泼善谈的她完全搭不上话。
不过苏小妮也正努力“还乡随俗”，因为她发现，常德的人际交往有着浓厚的“人情味”，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找对象，虽说不上是“拼爹”，但父母、亲戚、朋友中的人脉资源起着很大程度的作用。怕被边缘化的她正努力学着建立熟人圈。
重返家乡，也需要心理建设。回来也关乎面子。这等于是让逃离北上广的回归者们承认，迄今为止所有出走的尝试都失败了。周闻说自己有时还是会不开心，“以前在深圳，周末经常往香港跑，现在只能往乡下跑。回家后的娱乐活动就是喝酒打牌，好像其它的都提不起兴趣。”看着朋友圈里其他的姐妹弟兄在北上广活得多姿多彩，小剧场、艺术展、名人讲座……苏小妮心里也直痒痒。三线城市生活的高度同质化和模式化让回归者们在精神上感到一种落差，除此之外，收入上的锐减，也让周闻和苏小妮感到一丝失落。
不过很多回归者并不后悔自己的两次选择，他们认为出去见识是非常棒的一课。只有经历挫折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许是从小跟着爸爸短暂住过好几个城市，詹孝的漂泊与回归好像并没有什么不适应。“不过分追求物质的话，我觉得挺好。”学数学的他一直坚持从小的爱好：写作，成为撰稿人。在厦门时，朝九晚五后，有一群大学朋友相伴左右，回常德也不是一时失意的举动，经过几年的磨练，他自认有了适应能力，回来开店正好检验自己能否实现自己的目标。
面朝未来规划现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返乡的80后中，有的经历了短暂的调试后逐步融入家乡的节奏，而也有少部分人依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选择了再次逃离。从物质到心灵，他们还没寻到根，属于不稳定就业人群。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1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727万人，比2013年增长28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被冠以“更难就业季”称号。目前，北上广三地毕业生的签约率均不足三成，上海甚至尚不及两成。“宁可回乡当土豪，也不在北上广当土屌”，有报告显示，京沪的吸引力首次跌出前三甲。而就我市本地高校而言，2014年也有10072名大学生毕业，据市人社局统计，2013年我市体制招录只有大约1600人。僧多粥少的局面意味着，更多的毕业生面临出去还是留守的选择。可以预见的是，两条路都不会走得很容易。
“在就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年轻人不应纠结是出去找工作还是留在家里，应该针对自身分清优势劣势，好好规划。要根据未来规划现在，不要根据现在规划未来。”宋建军说。
我国经济环境正处于转型期。个人竞争力的差异性、高昂的生活成本、独生子女的亲情牵绊，这些都是出去的隐形压力。“北上广不是那么好混的，但大家都认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可以混出点名堂。现实有时候挺残酷，有些人穷其一生所追求的可能就是某些人生来就拥有的。”看到有些同龄人的优越条件，周闻无奈地说。詹孝则认为，地域归属并不是成功与否的分界点，关键看是否让自己独立，拥有高品质的生活。
“人生是一个打开再合拢的过程——我们需要在年轻的时候看到足够多的可能，才有可能在而立之年从容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一位80后返乡者在自己的微信中这样写道。专家建议，35岁前以职业发展为核心，在大城市尝试各种可能，有机会就再往上走。到了35岁前后，形成稳定的生活发展方向，平衡好职业、家庭和自我。
“要让年轻人大有作为，需要的是广阔天地。”湖南文理学院社会学专家黄向阳说，资源分配不均才是问题的核心矛盾。资源分配的失衡，中小城市的官僚、人情与僵化的体制，对于有些年轻人来说，不是广阔天地，而是狭小牢笼。有观点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应该以特大城市发展为方向，而是应以中小城市发展为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均衡发展。良性的城镇化建设是需要有产业带动才能发展起来的。城市各有特色，资源分配均衡了，才会少这么多艰难安放的前途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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