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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租房里的年轻人:工作一年却一分钱未攒下

中国新闻网  2014-07-08 13:42

[摘要] 日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发布了《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4)No.2—流动时代下的安居》。这位年轻学者几年前曾因研究北京的“蚁族”而出名。这一次,他把目光对准青年住房问题。

“来了一年,一分钱都没攒下”

日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发布了《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4)No.2—流动时代下的安居》。这位年轻学者几年前曾因研究北京的“蚁族”而出名。这一次,他把目光对准青年住房问题。

在他所进行的“北京市青年住房状况调查”中,有52.1%的被调查者在北京租房。他们付出的平均月租金是1993.4元,占家庭人均月收入的 37.1%,略高于其自认为能够承受的比重(35.2%)。这意味着,对于租房居住的受访者而言,每月的房租负担已达到其所能承受的“极限”。重压之下,很多年轻人被迫选择了并不被政策允许的“群租”。

从北京地铁崇文门站的地下走向地面,需要经过42级台阶。过去一年里,彭慧一次又一次走过这42级台阶,经过并不复杂的左转右转,回到“家”中。

彭慧有29位室友,她们共同的“家”是一套约14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这套房间原来的结构,彭慧和她的室友们都没有见到过。她们来到这里时,房子已经被改造成4个卧室、1个小厅、1个厨房以及两个卫生间。4个卧室里分别住着10个人、8个人、6个人和6个人。

1992年出生的彭慧并不习惯把这间群租房称作“家”,她的家在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像这间房子里的其他人一样,彭慧尽管喜欢谈论北京,却从未真正属于过这座城市。

彭慧心大,遇事想得开。这样一位神经“大条”的女孩,在一个温暖得令人想瞌睡的下午,正蜷缩在一个容纳了10个人的房间的下铺,用笔记本电脑看 《刑事侦缉档案》第四部,“古天乐在这里面特别酷!”彭慧笑嘻嘻地说,让人心烦的是房间里的网速。由于10人共用一个网络,姑娘们经常连不上网。

即便性格开朗,彭慧与她们也甚少交谈。睡一觉再睁开眼,对面的床可能就换了新人,这些住在同一屋檐下、听得到彼此呼吸的女孩有时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和她身后的故事。

10天前的彭慧还不能这样悠哉,那时的她还是一家地产中介的销售,在北京东二环、三环之间奔波。因为不会骑自行车,彭慧没有像其他中介人员那样穿着衬衫、打着领带,骑电动车呼啸而过。但相同的是没日没夜地辛苦奔波。

彭慧一天的工作是从早上8点50分开始。因为群租房内要排队洗漱,她通常会在早晨7点钟起床。卫生间的水龙头坏了,没有热水,整个房间出热水的 水龙头只剩厨房一个。所以大家只能在洗菜池子上面洗漱,“最恶心的是池子经常堵,所以老是就着油花、面条、菜叶子洗脸……有段时间水池坏掉了,大家蹚着水 洗个脸,然后再去浴室洗脚。”房间只有一面穿衣镜,宽度不到半米,每天早上姑娘们都得排队照镜子。

一番折腾,彭慧走出家门,走向崇文门地铁站,在拥挤的早高峰里看睡眼惺忪的上班族打着哈欠、听着音乐或是一言不发地盯着车载电视里的广告。

彭慧到达室后的件事是刷帖子,“你们在房天下上面看到的房源信息都是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打上去的。”之后,是晨会,上司开始布置一天的任务。

每天,彭慧都要打上两三百个电话,约客户、约业主、谈价格、看房子、回访……打仗似的一天在晚上10点30分结束。结束之前,通常会在9点开夕会,总结一天的工作,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就要继续加班干活儿。

彭慧没有周末的概念。公司让每周休1天,但这宝贵的一天并不完全属于彭慧,客户和业主仍然会不断打电话给她,她依然需要像工作日一样往外跑。“有的时候真累得挺不住了,我就把手机调成静音,假装没听到电话,晚上再给客户回过去。”

在中介公司忙碌了一年,彭慧的身体开始发出警告。早晨经常被胃疼叫醒,后来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因为长期饮食不规律导致的胃溃疡。因为身体上的不适,彭慧辞掉了工作。同在地产中介工作的男朋友每天给她送早餐。男朋友是她的同学,又同时来到北京工作。

“就是因为他,我才会留在北京。”但在北京马不停蹄的生活里,他们一周只能见一面,然后一起吃个晚饭。

“说实话,我不喜欢北京。节奏太快,消费水平又太高,一个月不挣八九千元,很难过得舒服。换个二线城市,一个月挣个三四千,已经过得很好了,还能攒点儿。”

在北京的一年,彭慧没有攒下一分钱。每个月的平均工资有4000元,除去房租900元,每天吃饭七八十元,下班晚了还要打车,一个月的薪水所剩无几。她的工资构成是1500元的底薪加上开单即有的500元,再加上业绩提成,收入不固定。

这间群租房令租户满意的地方是租金可以月付,甚至可以天付,每天38元或是一个月900元,如果连付3个月的话还有折扣—这一点彭慧也是刚刚听说,她在这里住了一年,却从来没有连付3个月,因为付完3个月的房租,就没钱吃饭了。

900元的租房成本在北京这样的地段只能租到一个床位。彭慧深谙租房市场的价格:三环以内最差的次卧也要1500元;出了三环能便宜两三百元;四环以外五环以内1000元。900元想要租一个单人间只能到五环之外了。

“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我们班当初一起来的30个同学,如今只剩三四个。”次来北京实习时,彭慧就见识了首都的包罗万象。

彼时的她在中国美术馆实习,做服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告知游客不要碰画、不要吃东西喝水。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5点,站两个休息半个。包吃包住,每个月拿到1900元补贴。

彭慧回忆,从没见过那么惨的“包吃包住。“她和另外17个人住在一间40平方米的地下室。正值北京的冬天,地下室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大概是由于不习惯北京的自来水水质,彭慧的脸上开始冒痘痘,“当时的条件又只能用冷水洗脸,那时候满脸痘特别不想见人,丑死了。”

大部分时候,彭慧需要掰着手指算钱过日子。在交完所有费用之后,彭慧的手里只剩800块钱,公司在最初的一个月不发工资,她需要用这些钱过完两 个月。公司只提供午餐和晚餐。彭慧从来不吃公司的菜,只吃米饭。有时去早市买些咸菜,就着米饭一起吃。晚上的时候彭慧从食堂拿两个馒头,花10块钱盒 8个的咸鸭蛋,还有老干妈辣酱。晚上1个馒头、半个咸鸭蛋,剩下的留到第二天早上当早饭。“如果实在忍不住,头天晚上吃了一整个咸鸭蛋,那第二天早上就不 吃了。”第二天早上的馒头一咬一掉渣,彭慧就着辣酱,喝着水,大口大口地往下咽。后来发工资了,彭慧想要改善一下伙食,买了个煎饼果子,还有“双夹”—一 种夹了鸡蛋和火腿的饼。

彭慧不愿意回忆起当初的苦日子,对未来也没有显出一筹莫展。辞掉工作后,她正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目标是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工资可以比以前 低点。“头疼死了,毫无头绪,想找个文职类的助理工作,但自己软件什么的又不太在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但公司不给交五险一金,别的倒无所谓,医保 一定要交啊。”彭慧有时觉得,实在不行就继续做销售,毕竟是熟悉的领域,但是自己又没有本科的学历,她对于找工作略显迷茫和无能为力。

彭慧有时会羡慕一个同学的舅舅,70后,多年前两手空空来到北京,没有学历,只有吃苦耐劳的劲儿。“当时他刚结婚,还要养孩子,一个月工资几百 块。就靠自己一步步奋斗,现在在北京有房有车,还有自己的公司。”彭慧觉得自己现在拼不过“富二代”,也不指望在北京买上房。“北京只适合挣钱,不适合居 住。3年之后,我和对象赚足了钱就在老家买房,长远的打算还是回家。”彭慧说自己在学校时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复杂的问题,每天过得很开心。工作之后,学着生 存,这些问题迟早会找上门来。

“只为活着 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

李可很少对这座城市投入感情。在这间群租房里她总是显得焦躁而愤怒,与这里居住的医院护士、来京实习大学生、推销银行信用卡的职员不同,李可在北京已经工作了三四年,自称是培训学校的副校长。

因为进进出出的人太多,群租房的门锁并不好用,姑娘们每次出门前都要仔细检查几遍有没有带钥匙。因为如果没带钥匙,敲门是没人会来开的—“有人 敲门时,×姐不让我们开门。”姑娘们口中的“×姐”是这里的房东或是二房东,租客们也不知道×姐是不是这栋房子的实际拥有者,她们与她的联系是每个月定时 交房租和房间里有东西坏了时,打电话给×姐,她会派人来修。×姐也不允许代收快递,习惯网购的年轻人只能自己在家的时候让快递来送。

不久前,这间房子刚刚被人举报过。在电梯里也时常有邻居向租客们打听房间里是不是住了很多人,租客们往往讳莫如深。令她们头疼的还有小区的大门 口,由于需要刷卡进入,没有卡的租客们,只能等着别人进出的时候跟在后面。“人多的时间段还好,可是有时候人少,远远看到前面有一个人要进去或者里面有人 出来,我都要急匆匆跑过去,趁门开了跑进去,有时候实在里外都没人就只好等着,那种感觉一都像是过了一个。”一位租客说,“为了掩饰尴尬,我通常 拿出手机来玩儿。”

晚上大家下班回来,洗衣服做饭洗漱聊天,群租房内开始进入一天中实时热门闹的时光,李可嫌吵,直接在客厅贴了张告示—晚上9点以后不准在客厅聊天说 话,可是这似乎并不奏效。晚上11点之后,洗澡声、马桶冲水声、洗衣机转动声、打电话聊微信声不绝于耳。有人熬夜工作不肯关灯,连带着噼里啪啦敲击键盘的 声音。有一次,李可在卫生间里洗澡,有人进来上厕所,出去的时候没有关门,让她着了凉。为此,李可差点与那人大打出手。

尽管时常带着愤怒,李可还是不愿意搬走,她曾有过复杂又曲折的租房经历。“被中介骗过、遇到过难缠的房东、因为工作调动为找新房子急得团团转……”

“租房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侵权问题已给青年人才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廉思说。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中,仅有26.3%的人表示在租房过程中未遇 到权益受损问题,33.3%的人表示自己曾经遭遇房东临时清退,且无补偿,41.3%的人表示自己曾遇到租金不按合同随意上涨的情况,更有43.8%的人 表示自己曾遭遇过黑中介克扣甚至骗取中介费。

李可的同事有在燕郊买房子的,“上下班要两个多。”李可在一周一天的休息日整理着衣服,“只为活着,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她将叠好的衣服放进旅行箱,群租房内没有衣柜,李可就准备了4个旅行箱,一个大过一个。高低床的一角挂了5个包。

李可说自己的目标还没有完成,所以不能离开北京。“自己当老板,开培训机构,这只是小的目标。”春天的柳絮飘进了屋子里,李可抓了抓,却没抓住。一同飘进来的还有不远处北京站的整点报时钟声。“大的目标,现在还不能说。”李可补充道。

这个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的高才生曾经在通州租过一居室,每月租金2000元,占李可当时收入的五分之一。“晚上下班特别晚,通州的大马路上没有人,远远的突然走过来一个,像幽灵一样,特别吓人。”

“每天上班干吗?挣钱买房子。买房子干吗?还房贷。”李可说很多人的生活进入了恶性循环。她觉得这座城市过于功利,在嫌弃的同时,自己也成了它功利的一部分。所有的意义就变成“讨生活”3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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